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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将为世界提供中共治国理政最新样本******

  (中共二十大·前瞻)二十大将为世界提供中共治国理政最新样本

  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电 题:二十大将为世界提供中共治国理政最新样本

  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

  中共二十大开幕之际,数千名境内外媒体记者云集北京,聚焦“二十大时间”。无疑,这次大会将是外界观察、研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窗口,以“举世瞩目”状之,绝非过言。中共二十大将制定中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方略,也将为世界提供中共治国理政的最新样本。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其经济表现关乎世界经济的走向。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6%,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

忙碌的上海洋山深水港。 殷立勤 摄资料图:忙碌的上海洋山深水港。 殷立勤 摄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遇阻,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加大。在此境况下,中国如何化解压力、应对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进改革开放,深受关注。中共二十大将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提纲挈领,进一步增加确定性,回应外界的关切。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追求与努力,对不少国家具有参考意义。中共持续探索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至2021年建党百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人类减贫史奇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6月27日,航拍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的葛路梯田,依山而下的梯田及错落有致的民居相互衬托,呈现出一幅夏日田园美景。
刘占昆 摄资料图:航拍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的葛路梯田,依山而下的梯田及错落有致的民居相互衬托,呈现出一幅夏日田园美景。 刘占昆 摄

  中国对新征程规划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中共二十大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布局谋篇,动员全党全民奋楫笃行,也将为其他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样图。

  作为一个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无疑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正处百年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冷战思维复燃,中国面临愈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如何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自然是国际社会一大关切。

  近十年来,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从气候问题解决方案、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到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到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在消除国际社会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中国方案”。中共二十大将对全球治理议题提出中国的思考和呼吁。

  二十大前夕,一组印着“中国建造”地标的外国纸币图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得到外国网民点赞。这是当下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一个缩影。由是观之,中共二十大擘画的治国理政新方略,将成为国际政界、学界、业界细心研究的重要新样本。(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

  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

  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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